xml地图|网站地图|网站标签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您的位置:澳门威斯尼人 > 现代文学 > 重庆的抄家成果展览,媒体眼中的枣庄【澳门威

重庆的抄家成果展览,媒体眼中的枣庄【澳门威

发布时间:2019-12-28 06:23编辑:现代文学浏览(114)

      1.1967.1.7.《工人造反报》,《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文革”中重庆的抄家成果展览

      造陈丕显的反

    《人民日报》1968年4月12日第二版

      2.1967.4.7.《人民日报》,《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文/庞国义

      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 1

      3.1967.7.3.《文汇报》,《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当前我们头等的大事》。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 2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煤炭部在枣庄矿务局召开现场会议号召全国煤矿职工

      4.1967.4.22.《工人造反报》(又见于同日《解放日报》),《向首都的革命战友致敬》。

    1966年8月,中国首都北京“破四旧”的飓风刮向全国,西南一隅的重庆也不甘落后,市委信赖的保守组织——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在公安机关配合下,打着“破四旧”的旗号,上街进庙,登堂入宅,大张旗鼓地对市内所有宗教场所以及“专政对象”家庭进行了查抄。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落实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方针

      5.1967.5.1.《工人造反报》,《“五一”国际劳动节对外广播讲话》。

    这场从1966年8月22日开始的查抄活动,历时两个多月。红卫兵们采用抄家、封门、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体罚、殴打、砸毁文物古董等手段,给宗教单位、“专政对象”本人及其家庭造成极大的损失和伤害。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迎接煤炭工业生产建设新高潮

      6.1967.5.21.《文汇报》,《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又见于1967.5.23.《工人造反报》)。

    市公安局史志办数据显示,全市共查抄  “牛鬼蛇神”13160户。其中市中区查抄工商业者、统战人士、“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有海外关系”者5307户,抄走各种财物估价396万元;江北区查抄1445户,抄走财物折价27万余元;北碚区查抄1240户,抄走财物估价43.956万元。其他各区县也分别对上述对象进行了查抄。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

    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打一场勤俭节约、修旧利废的“人民战争”。

      7.1967.6.18.《人民日报》,《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

    为了扭转保守组织被动处境,树立“革命造反”形象,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利用抄家物品,借用位于枇杷山的重庆市博物馆展厅,精心布置了一个内容真真假假的颇具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于1966年11月下旬正式开张。

      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新华社济南十一日电】煤炭部最近在山东枣庄矿务局召开华东、东北煤矿节约闹革命修旧利废现场会议。会议号召全国煤矿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和“勤俭建国”的伟大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打一场勤俭节约、修旧 利废的“人民战争”,迎接煤炭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8.1967.7.12.《人民日报》,《整掉不良的作风》。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 3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会议推广了枣庄矿区节约闹革命,修旧利废的经验。枣庄矿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矿区的代理人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贯 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 “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克服了很多困难,煤产量一月高过一月,作到了稳产高产。他们还大搞修旧利废,从各方面来节 约原材料,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二月,全矿区共回收修复金属支柱、溜子大链、各种钢材以及其他闲置废旧设备器材等价值二百一十二万多元,保证了煤炭生产所需要设备配件和器材的供应。

      9.1967.8.13.《文汇报》,《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坚决反对武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又见于1967.8.15.《解放日报》)。

    通过官方喉舌报纸和广播大张旗鼓的宣传推介,这个展览被誉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材”,一时满城争览,引起轰动。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到会代表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以毛泽东思想武器,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煤炭工业战线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经济主义,以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铺张浪费等修正主义流毒,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大家一致认识到,节约和浪费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对立的表现。节约闹革命,修旧利废,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能不能掌好权、用好权的大问题。 ·

      10.1967.9.17.《工人造反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革命大联合新飞跃》。

    按照市、区委通知精神,那些拿着单位、地段发给参观卷的观众络绎不绝,在手持红彤彤语录本的“思想兵”严密监视下观看展品。其实大多数人并非是来“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而是来看那些抄家的稀罕物件,以便回去后作为向别人炫耀的资本。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会议认为,搞好节约闹革命和修旧利废的工作,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 “人民战争”。会议要求全国煤矿广大革命职工坚决同铺张浪费、任意丢失损坏国 家器材的行为作斗争,造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破坏有罪的强烈社会舆论,使节 约闹革命成为群众性的自觉行动。

      11.1967.9.20.《人民日报》,《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

    我也得到一张参观券,参观时间指定为12月31日。谁知受到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的“12.4”事件冲击,保守组织名气大伤,被造反派追打落水狗一般自顾不暇,展览馆差点被造反派“接管”,从此闭馆歇业。我尚未来得及“一饱眼福”,就失去了学习参观机会,成为一个“遗憾”。好在弄到一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内容简介  ”,大致弄清了这个展览展出的内容。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会议认为,搞好节约闹革命,修旧利废的根本是组织广大革命职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改造一切,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会议号召全国煤矿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广大革命群 众对毛主席突出一个“忠”字,对毛泽东思想狠抓一个“用”字,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落实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把节约闹革命,修旧利废的群众运动全面地持久地开展下去。

      12.1967.10.3.《民日报》,《坚决贯沏“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 4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

    欢迎分享本文至朋友圈,转载及合作事宜请通过后台留言或电话、邮件等方式联系枣庄市档案局(馆)。

      13.1967.10.7.《工人造反报》,《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 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现将这个“内容简介”全文照录如下:

      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温馨提示

      14.1967.10.27.《工人造反报》,《排除干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高指示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关注“枣庄档案”,您将可以在这里看到枣庄历史文化的精彩瞬间,档案行业动态、相关法规,以及市档案局的最新资讯和活动公告。

      15.1967.12.4.《工人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喜欢我们

      16.1967.12.25.《工人造反报》,《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金猴奋起千钧棒

      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

    点击右上角 → 分享到朋友圈

      17.1968.1.25《工人造反报》,《向解放军学习无限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

    玉宇澄清万里埃

      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

    联系我们

      18.1968.4.12.《解放日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粉碎右倾翻案风》。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

      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拨打电话0632-3315774或发送邮件至zzdajglk@126.com

      19.1968.5.7.《工人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乘风破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内容简介

      ……

    推荐给朋友

      20.1968.6.5.《解放日报》,《向门合同志学习,攀登“忠”字的高峰》(又见于1968.6.6.《文汇报》)。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暗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微信公众号:枣庄档案或扫描(长按)二维码:

      21.1968.7.31.《文汇报》,《永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又见于1968.8.1.《人造反报》)。

    摘自《人民日报》社论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 5

      22.1968.10.11.香港《大公报》,《台湾一定要重归祖国怀抱》。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席卷全国,震动世界,荡涤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遗留的一切污泥浊水、残渣余孽,正在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

      23.1969.1期,上海《支部生活》杂志,《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指南,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支持下,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学校走上街头,进行广泛的斗、批、改,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造旧世界的反,把旧世界杀得人仰马翻,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我们还查抄了那些老寄生虫、吸血鬼、人民的敌人的狼窝,把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杀人武器,金银财宝掏出来示众,弄得他们狼狈不堪,威风扫地,粉碎了他们企图反革命复辟的梦想。一切革命的人民,无不为他们的革命行动齐声赞扬“好得很!好得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的伟大胜利!

      “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

      24.1973.9.2.《人民日报》,《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为了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努力学习和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显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穷威力,同时,也为了充分揭露阶级敌人进行的文的、武的、明的、暗的种种罪恶活动,对广大群众,特别的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一次生动的、深刻的阶级教育,使我们大家永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选取了查抄的部分实物,配合其他内容的图片和物件,举办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这个展览共分为四个馆: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第一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红卫兵小将的辉煌战果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林彪

      “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就能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林彪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本馆通过大量的图片,热情地赞扬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展,歌颂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同时,还以大量的图片和实物,展现了我们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向旧世界开火的壮阔情景。我们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旧世界,破四旧,立四新,并掌握政策,掌握原则,懂得策略,运用人民战争,准确、灵活,有力地查抄了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和一切牛鬼蛇神隐藏、转移及企图销毁的赃物罪证。展览还以大量的事实表明工农兵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红卫兵的坚强后盾。一切革命的人民无不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赞扬红卫兵小将的辉煌战果!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大造旧世界的反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的红卫兵,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造了旧世界的反。本馆就是以抄收阶级敌人的部分赃物罪证,以铁的事实有力地揭露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全馆分为三个部分。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第一部分: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将几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示众,暴露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并从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一步揭露其政治上的堕落和反动。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第二部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用大量的杀人凶器、变天账、金银珠宝及其他种种罪证赃物,充分揭露阶级敌人及一切牛鬼蛇神贼心不死妄图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展出的有从埋藏在地下、墙角、夹壁、房檐等地所抄出的枪支弹药、刺刀匕首、钢鞭军棍等杀人凶器;有转移地方隐藏他处而被我机智勇敢的红卫兵搜出的反动证件、印信旗帜、地契等各种变天账;有用各种狡猾手段隐藏起来而逃不出我红卫兵锐利眼睛的大量金银珠宝;还有敌人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反动日记、反动文章、记下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名单;偷送给帝国主义的情报等等,充分暴露了阶级敌人妄图复辟变天的罪恶嘴脸。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展出的还有敌人用来腐蚀人民群众,进行和平演变活动的黄色书刊、唱片、画片、封建家谱、迷信道具及其它一些赃物。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第三部分: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通过三个资本家解放前所搜刮的大量物品,从事反动活动的罪证,以及解放后继续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大量事实,充分揭露了反动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同时也使人们看到旧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正是这些吸血鬼造成的。那些穷奢极欲的衣物,臭气熏天的脂粉,无一不沾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汗,深深激起我们强烈的阶级仇恨。我们就是要大造旧世界的反,一反到底,把一切牛鬼蛇神扫除干净。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第三馆: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

    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不弄清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天的甜,还会把今天的甜也误认为是苦。——林彪

      “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每一个革命的人民,都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本馆通过历史资料和劳动人民的血泪史,反映了解放前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广大工农兵群众跟着党和毛主席闹革命的斗争业迹!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想起往日苦,仇恨怒火烧!血和泪,剑和火凝成的革命图片,展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奴役以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壮烈斗争,告诉了我们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有革命。

      “上海的桃子熟了!”

    展出的实物中,有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前盖了几辈人的破絮,穿了几代人的破袄,有遮不住风雨的草棚、破烂不堪的锅碗、卖身契和讨口棍;还有几个工人、贫下中农的辛酸史、血泪史、斗争史,一幅幅悲惨的图画,一页页血泪的家史,一次次壮烈的斗争,把我们带到那苦难深重的旧社会,我们怎能忘掉阶级苦、血泪仇?怎么能让反动派再卷土重来?怎么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不!我们必须造反,必须革命,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第四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僻,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掌握毛泽东思想,是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我国胜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也是全世界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根本保证。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本馆以大量的图片,反映了我市广大的工农兵、红卫兵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生动情景。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国的每一寸土地,红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

    革命造反抄收战果统计(据不完全统计)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 6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项          目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数          量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各种枪支  88支

      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投递国外情报底稿  350多件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各种子弹  1920多发

      上海的局势剧变。

    隐藏各种机密文件、图纸和资料  760多件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炮弹、手榴弹  91枚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黄  金  4320多两

      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各种刀剑  1290多把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

     白  银  7800多两

      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手铐、铁链等刑具  21件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钻  石   360多件

      急告全市人民书》。

    通讯器材

      这张传单指出:

    电    台  2部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珍珠玛瑙  3000多件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电报密码  23件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

     银  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39100多元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各种器材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8460多件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各种金、银、玉制首饰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17360多件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敌伪各种军用物资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780多件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现金存款和有价证券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6075900多元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反动证件  帝国主义、蒋匪帮反动旗帜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

    50多件

      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钟  表   2490多只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反动证章、证件、印信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

    7890多件

      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照相机、打字机和缝纫机等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1180多件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反动文章、日记和图画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9980多件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各种衣物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160000余件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各种变天账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6100多件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黄色书刊和图片

      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68200多件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违禁物品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各种毒药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449多(包两)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伪    币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57万多元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烟  土  100多两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反动封建迷信道具  18560多件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

    烟赌用具   424多件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馆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1966.11.25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照录原文于下:

       第一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

      —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二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三号通令: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

      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

      “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

      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紧急通告》的诞生

      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此致

      上海市委

      要求者代表

      蒋XX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

      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

      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

      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

      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

      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

      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

      《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

      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全国震动了!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馈”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们从此有恃无恐。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

      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

      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场。

      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

      “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

      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

      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耿金章宣布“夺权”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

      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印。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

      “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

      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

      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

      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

      “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张春桥软硬兼施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好,我马上就来!”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

      “春桥同志!”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

      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

      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

      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

      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特大号外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本文由澳门威斯尼人发布于现代文学,转载请注明出处:重庆的抄家成果展览,媒体眼中的枣庄【澳门威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