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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生命融化在作品里,王洪文传

发布时间:2019-11-30 03:18编辑:现代文学浏览(78)

      从一九八七年初开始,六度春去秋来,《四人帮全传》(亦即《四人帮兴衰》)

      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叶永烈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后又创作了《时间简史》、《知识之花》等一系列优秀的科普作品。这些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科普科幻作家中标志性的人物。

    一 毛泽东为甚么没有选择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的编辑工作终于打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件可引以自慰的事。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到现在人们一提到科普,还想到叶永烈。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进行了转型,将主要精力放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上。从“四人帮兴衰史”系列到“红色三部曲”,这个转型让叶永烈走入更广阔的天地,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丰富、多维的叶永烈。

      张春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笔杆子和首席理论家。

      古人云:“意在笔先。”说的是书法家动笔写字之前,意象中已有了字的形神。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早已著作等身的叶永烈依然笔耕不辍,每年都有几本新书问世。2月20日,叶先生夫妇来泉,记者得以在他下榻的饭店进行一次专访。他的创作生涯如何演变?他的那么多著作是如何完成的?这些问题在采访的过程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从1964年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中共中央许多重大文件和文章都出自张春桥之笔或经其重要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等。连家喻户晓的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由张起草修改。集中反映文革理论的中共九大报告,原先由陈伯达起草,后毛决定交给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中共十大报告也是张主持写成。

      我想,借这句话说出版,未尝不可。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

    ■超级“旧闻”记录者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67年2月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11月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完整理论。他们还提出了教育战线“两个估计”和“全面专政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文革典型理论。因此1975年上海“四人帮”党羽提出“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是有所本的1。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从未见到毛泽东比较严厉地批评张春桥。

      早在接到叶永烈先生四人帮传记稿以前,我就开始了对于四人帮传记稿的希冀。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叶永烈曾经被称为“旧闻记者”,他自己说过,“把旧闻写好了,也能成为新闻”。其实,叶永烈写的旧闻要比许多新闻难得多,像他写“四人帮”、写陈伯达、写傅雷夫妇,需要接近许多关键而敏感的人物。他还要和时间赛跑,一旦这些历史老人离世,许多故事和真相也许就此湮没。叶永烈用作品证明,他写好了“旧闻”,这些“旧闻”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

      另一方面,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贵不同,有着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资历,是个延安出来的老干部,而且从基层提升起来,历经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员,延安陕北公学宣传科科长,《晋察冀日报》总编辑2,石家庄市委秘书长,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17年出生的他,文革中五十来岁,年龄又较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等有合适的差距。

      毋庸讳言,我这希冀带着浓厚的经验色彩。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

    ■转型:更多思考国家的命运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毛泽东曾经几次考虑过把张春桥作为接班人。一次,毛与林彪谈到林之后谁接班的问题,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引起了林的极大疑虑。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春,毛考虑接班人时,又想过张春桥。

      我的最为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十年“文革”的遭际。“文革”闹了十年,我被关了五年半“牛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罪名则是“莫须有”。

      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叶永烈有许多作家羡慕的“高起点”。叶永烈19岁时,正读大二,写了一本书《碳的一家》,直接寄到出版社。

      毛泽东为甚么最终没有选择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张的历史问题是一个致命弱点,而且在文革后期的高层激烈斗争中成为一个隐秘焦点,至今仍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这就生发了一种超越欲:希望免于无辜罹害的境遇。待到恩准“解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眼见神州遍体鳞伤,方知十年内乱岂止一己之不幸,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于是超越欲得以升华:由欲求一己之超越扩大为欲求国家民族之超越——希望中国永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第二年,因为《碳的一家》,年仅20岁的叶永烈被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主编曹燕芳看中,让他写其中的化学分册。后来叶永烈继续了天文、气象、农业、生物等分册。《十万个为什么》在1961年的国际儿童节第一次出版,全书共900多个为什么,叶永烈占了300多个。这一次出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奠定了叶永烈写作的基础。媒体约稿如雪片般飘来,要的大多是科学小品。有这种状态,叶先生解释,学文科的人写不了,学理科的没几个人能写。而学光谱出身,文字能力上佳的他恰恰是“夹缝中人物”。

      1967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狂飙。各路反张群众组织的武器,就是张春桥曾经是“叛徒”的历史,以及他1930年代以“狄克”为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

      其时我以笔耕为业。我的小说习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揭示这场内乱的根源。而回头自审,总觉得力度有限,总觉得运用史传文学的体裁更容易取得淋漓尽致的效果。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记者和叶先生谈起他的科普生涯,他笑着说,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许多人却难以理解,在这个领域顺风顺水、独占鳌头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选择转型,而转向当时有点像雷区一样的“重大政治人物纪实”的创作上?

      1971年,林彪集团在〈“571工程”纪要〉里明明白白地写道:“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虽然中央当作罪证发文时加了个注脚:“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3但并没有说明根据,反而等于把张的“叛徒”问题昭示天下。因此,当时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这样印发,但毛泽东不知出于甚么考虑,执意要这样做。

      其后我专事出版,便广泛征集这类书稿。文友们纷纷赠我以心血之作。时约一年,得稿二十余部。然而质量参差不齐,可付梓者微乎其微。这就有个优选问题。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叶先生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喜欢写一些思想比较深层、比较能反映国家的命运、时代的风貌的书。”当时一篇报告文学发表,他往往会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这使叶永烈意识到这种体裁所产生的震撼力,也更适合他。

      1973年4月9日,刚复出的邓小平、卓琳夫妇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周恩来。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两家人的第一次会面。周恩来首先说的话,就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又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4

      优选的前提是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我的判断标准是三条: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作家靠作品建立信任度”

      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周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只表示已经知道了5。

      一曰“圆”优“扁”劣。“圆”是立体,“扁”是平面。这两个词借自英国一位作家谈人物描写的文章。凡立体化的人物,他称为“圆的人物”:凡平面化的人物,他称为“扁的人物”。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原子,都是立体——具备色彩各异的多侧面和结构复杂的内核。作家只有将人物和环境立体化,才能写出真的人物和真的环境。反之,平面化即简单化,只能浮光掠影,很难给人以真实感和深刻感。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看过叶永烈写的传记的读者,都会感觉很新鲜,里面总有丰富的细节和故事,总有一些独家披露的内容。那么,他是如何得到这些独家的史料或线索的呢?

      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有件心事总放不下,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你们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他们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他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王、唐把此事告诉了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6。

      二日实优虚劣。东汉大学者班团在《司马迁传赞》中评《史记》云:“其事核,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史记》永恒的魁力之本归之为“实”。这“实”,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崇尚本相而不是凭空杜撰的真实;二是有血有肉而不是苍白无力的充实。古往今来,只有如此真实且充实的文章,方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好文章。反之,以理念强奸事实,或根本缺乏事实,必是缺乏生命力的坏文章。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

    叶先生说:“我的作品一定要有细节,我不能仅靠资料和参考书写作,主要靠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现场走访。”就像他新作《出没风波里》第一章“最熟是北京”。叶永烈家乡是温州,工作和居住地是上海,为何最熟的是北京?那是因为,“经历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大多数住在北京,我去采访他们,所以去了无数次北京”。

      同年12月,奄奄一息的康生突然提出要到医院去看望同样久病不起的周恩来。救护车开进院子,躺在担架车上的康生吸着氧、输着液,挣扎着与周恩来单独在房间密谈了一个小时7。偶尔进去的医护人员听到,他们在谈论江青、张春桥的叛徒历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写报告给毛泽东,周认为康生作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单独给毛写报告8。

      三曰冷优躁劣。冷是冷峻,躁是浮躁。作家只有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冷静观察,冷静表现,方可写出隽永的好文章。反之,对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知半解,诉诸文字,往往冷峻展示不足,浮躁评议有余,当是不可取的。

      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但和这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打交道,却不是容易的事。

      1976年4月下旬,江青听闻康生生前有此举动,找章含之问情况。4月25日章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康生揭发江、张历史问题的报告。5月13日,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章含之和她的丈夫、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把所有情况向中央五人小组汇报。5月17日,乔、章向包括张春桥在内的五人小组当面汇报了康生的揭发情况。江青在乔、章写的材料上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又表示自己要“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9但张春桥没有写一个字。

      以这三条标尺对案头二十多部书稿一一掂量,可取的不过二三,其一是叶永烈先生的《狄克公案》。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也许因为陈伯达是惠安人、也许《陈伯达传》是叶先生的得意之作,他说起撰写《陈伯达传》的经历。“采访陈伯达时,他刚开始不理我,说自己一生不值得回忆。”吃了闭门羹的叶永烈没有放弃,先从陈伯达身边的人采访起,同时把“案头工作”做到细致入微的程度。

      7月下旬,江青说有要紧的事,毛派张玉凤去听。江说:钓鱼台八楼那个人(指康生)已经好几次不省人事了,病得不行了还整我,说我历史有问题,是叛徒。张回来向毛汇报后,毛没说话,只点点头10。

      《坎克公案》写的是张春桥(狄克)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种种丑行,分寸准确,材料翔实,尽可能让原生态说话,没有空洞的议论,没有廉价的抒情,就作品论作品,无可厚非。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

    经过充分准备后,叶永烈再和陈伯达接触时,取得完全不同的交流成果。

      江、张历史问题的地雷直到粉碎“四人帮”才爆炸。行动前夕,华国锋问汪东兴,如何整理“四人帮”专案材料?汪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查档案就可以解决。10月7日,即隔离“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华国锋给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写了一张条子,要他去中央组织部调走了“四人帮”的绝密历史档案。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指出:“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份子”,主要依据是:“在济南正谊中学充当国民党特务”,“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伪造入党历史”11。

      然而,我掩卷沉思,油然生发一个问题:象张春桥这样的文痞,何以能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写张春桥传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会叫人遗憾。回头去品《狄克公案》,就觉得它的分量似乎不够。

      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陈伯达说他写过一篇关于老子的文章,我就能接着说,为这篇文章毛主席给你写过三封信,其中两封通过张闻天转交。他说一些事情,自己都记不清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我能告诉他答案。”叶永烈说,“这让陈伯达觉得我是他谈话的对手。他信任你后,就告诉你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例如他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内容。”为了更多地了解陈伯达,叶永烈在陈伯达的家乡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材料并未能证实“叛徒”说法──因为张春桥从来没有被捕过。这些虽然只是文革前的个人历史问题,但是,在文革那个依靠专案定性的时代,就成为可以左右接班人决策、改变国家历史的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张的历史问题进行一番考证。

      幸而叶永烈是一位进取不息的作家。他早年以科普文艺创作出大名,在达到极致后将笔锋转入高层人物传记创作,虚怀若谷。当我以充分理由言及《狄克公案》需要重构,需要延伸到张春桥毕生宦海沉浮历程,特别是需要把重点放在“文革”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叶永烈认为,他采访这么多人,和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最主要就是靠信任度,一个作家的信任度,是靠作品建立的。他说他非常尊重他们:“陈伯达把自己在监狱里写的交代都交给我。采访胡乔木夫人、陈云夫人,她们也坦诚相待。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以信赖的人。”

    二 关于“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

      一段后,他表示所见与我略同。于是,拆小屋、建大厦,这就有了长卷《张春桥浮沉史》。尔后写姚文元、王洪文传,也是采用全景式。《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没有避重就轻之嫌。他早已面世并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蓝苹外传》,取的是《狄克外传》的写法,就写到江青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打止。出于客观情势的制约,当时大约只能如此,但这终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后来,他下了决心,重新构思,全面展开,这就有了江青全传。他同时对上述三传作了修订,且改成现在的书名。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要把写作进行到生命的终点

      1933年,张春桥十六岁,在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艺术中学,又名济南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读二年级,结识了一批文友。来往较多的有马吉峰(又名马蜂)、吴稚声、王大同、丁里(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常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大明湖畔,秋柳亭里,是他们流连忘返的处所。

      我珍惜这四部非同小可的书稿,编辑工作是颇费心思的。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来泉州前,叶先生在海南省待了一个多月,在那里过了春节。本以为叶先生到海南度假放松去了,没想到他告诉记者,他的出行几乎都和采访有关,而这次去海南还是带着作业去的。

      春夏之际,济南高级中学一个叫李树慈的学生找到张春桥,要发起一个文学组织“华蒂社”,“华蒂”,即英文"WHAT"。上海《文学》月刊1934年7月号(一周年纪念号)上报导这个组织的情况说:“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张春桥在《华蒂》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创刊号的〈银玲〉、第二期(一卷二期)的〈秋〉12。

      我的心思用于两端:一是内容上的考究,二是表述上的推敲。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指导原则。

    他笑着说:“这次回上海,就要向出版社交作业了。书稿名叫《多娇海南》,不但要完成大量文字,还需要拍400多幅照片。”

      “华蒂社”到底是个甚么性质的组织?1976年11月13日,李树慈这样交代13:

      我一直想让这四本书作为高层次的史传文学传世。传世的首要前提是真实无误,任何失实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这就需要严格的考究。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很难想像,叶永烈已经是一个68岁的老人。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人,许多人早已功成身退,安享清福。而早已著作等身的叶永烈还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不断地忙碌着。他保持着每天早起的习惯,他说他很少看电视,每天晚上的时间大多在写作和整理资料。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

      考究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也搞载或连载。

    “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我要把生命融化到自己的作品里,只有写作,生命才是美丽的。”他说,“我还要不断地写下去,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刊物,跟学生联系交往,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份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宏观考究是掂量总体的本质真实性。反复沉吟,我认为作品体现了较清醒的历史意识,既写出了四人帮的本质真实,也写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本质真实。“文革”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他还说起了在他小时候,一次在教室外看到一只蜘蛛在结网,而墙上挂着一句格言:“有恒——为成功之本。”叶先生说,这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尽管当时他连“恒”字都不会写。今天看来,他取得的成绩都和“有恒”分不开。(记者 黄帆)

      复兴社,全名“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特务组织。那么,张春桥是否知道和参加了复兴社?1955年11月20日,李树慈向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交代通过“华蒂社”发展复兴社成员问题时,曾说:“我记得曾要金灿然发展朱羲玉、余文明等发展张春桥。但他们是否参加了,我现在记不清楚,不能肯定。朱羲玉参加的可能性大些。”14无论张春桥是否参加过复兴社,他后来对“华蒂社”受复兴社操纵的背景是清楚了。1944年,张春桥向党组织交代说15:

      十年,固然魑魅魍魉横行无忌,但无论中央与地方,总还有好多义士慷慨激昂,使错误决策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总的说邪不压正。作品涉及毛泽东,尽量避免了简单化,既写他起用四人帮的不可推诿的责任,也写他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历史功绩,集失误与英明于一身,不以平面涂抹,而以立体浮雕,所以显得深刻与公允。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194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主要著作:“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四人帮兴衰”系列:《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此外,还有《陈云之路》、《胡乔木传》、《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行走中国》、《受伤的美国》等。曾获香港“最佳传记文学家奖”。最新作品为《出没风波里》。

      还认识一个叫李树慈的,他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叫“华蒂社”,据说是“WHAT”的意思,后来听说他是蓝衣社,“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前此,我曾给他的刊物写过文章(内容记得是写〔19〕31年大水灾的),以后就不敢来往了。

      微观考究是核定细节的事实真实性。书稿以大量卷案资料、报刊文摘、“文革”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张春桥并没有把自己是“华蒂社”发起人的详情和盘托出。1956年,当上海市委核查他的历史,问到“华蒂社”问题时,他才比较详细地交代16:

      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回忆录、访谈录表现事件和人物。我一一查阅材料来源,严加鉴定,凡有质疑,即加复核。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时间是一九三三年,我在初中读书时,已经记不起是甚么人介绍的了,认识了李树慈(束丝是他的笔名)。他办《华蒂》月刊的时候,曾经约一些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稿,我也是被邀的一个,并且给他们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写鲁西水灾的,据我记得这篇文章并没有错误,因为一九三七年我还想把他〔它〕收集在一本小册子里加以出版。当时我的政治觉悟虽然不高,但对国民党是没有甚么好感的。我在自传里已经写了当时我的思想情况。不过,现在看来,我当时对李树慈这样的人也没有恶感,以为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

      叶永烈以多产闻名。其文如流水行云,但要成其为无懈可击的传世之作,反复推敲是必要的。从书名到行文,都几经琢磨。我与作者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

      不久,我就听到传闻说李树慈是蓝衣社份子,感到给他写稿是上当,就不和李树慈往来了。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类书稿须层层审批。凡接受审读并点头的同志实际上都承担了政治责任。要特别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感谢上级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这套书的问世。

      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过去我一直没有把它当作我的一个甚么问题。这说明我对这个问题是不够严肃的。

      初版已初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巨大的印数说明,千千万万的人乐于读到它们,迄今尚无专家学者指出它们在史料或观点上有错误。《人民日报》曾以《历史使命笔底波澜》为题,《新闻出版报》曾以《实事求是写历史》为题,对它们给予赞扬。大陆多家报刊予以转载。域外影响尤大。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日本诸国转载转版转引者频频,好些权威学者发表书评。总之,社会效益是好的。现在,有的修订重版,有的从新写过,当会再次博得广大读者的称颂。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在1930年代复杂的社会中,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初涉世事,并不能决定他们以后的道路和命运。如前面说到的金灿然,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列学院研究历史,任范文澜的助手,参加编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含冤而逝。然而,即使在文革中给他扣上的种种罪名里,也没有“特务”这一项。

      为此,作为编者,我的兴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同样作为“华蒂社”发起人,同样到延安参加革命,同样任新中国建国之初新闻出版事业负责人之一的张春桥,在文革中却变成了残酷打击当年文友和同志的元凶。可见历史要盖棺论定,并不在早年一时一事。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个晴明有风而相当寒冷的日子,于长春南湖守内斋南窗下。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三 关于“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1935年下半年,中共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以周扬、夏衍等人为主的党内领导者,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于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了新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鲁迅对此产生抵制情绪,表示“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甚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17。“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份子,是最欢迎的了。”“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恨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甚么话!”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冯雪峰替鲁迅拟稿,经鲁迅修改和增补,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进一步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猛烈抨击“国防文学”。张春桥一开始就坚决地支持代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的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于1936年3月15日以“狄克”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了一篇批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于4月16日写出〈三月的租界〉,予以反驳19。当时像这种争论举不胜举,张文显然是紧跟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的行为,他后来到了延安仍然坚持认为这是追随“党的方针”。鲁迅当时也没有视为敌我之争,说:“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20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刚粉碎“四人帮”,周扬尚未解放时,《人民日报》的文章这样说到张春桥和鲁迅的关系21:

      叶永烈

      就是这个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跟周扬等“四条汉子”一起,充当“围剿”鲁迅的急先锋,充当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一条叭儿狗。他在反动的《大晚报》上,化名“狄克”,抛出黑文章,攻击鲁迅“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其目的就是要挟鲁迅向他们的“国防文学底路线”屈服,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

      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

      当时,在一些左翼作家和鲁迅的论争中,比张春桥文章激烈得多,争论问题大得多,被鲁迅斥为“昏蛋”的,大有人在。显然,狄克文章的背景和影响,当时并没有被人当作一回事。因此,张春桥仍然继续在进步文化界中积极地参与活动,“狄克”的笔名也继续多次使用。

      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至于张文发表在国民党特务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也不能说张受其指使“从事文化特务活动”。当时崔万秋的公开身份是进步作家和报刊编辑,秘密特务身份只有国民党特务中极少数人知道,因此,一些进步作家与他来往,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文章不足为奇。“国防文学”的口号最早就是周扬1934年10月27日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提出22。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结识了崔万秋,并积极为《大晚报》写稿,换取稿酬。这一时期,《大晚报》是他发表文章最多的报刊之一。

      作者

    四 关于“伪造入党历史”

      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

      关于“伪造入党历史”,此事最为复杂,也是张春桥一直苦恼向党组织说不清楚的历史23。

      1935年,张春桥离开济南到上海,住在陈白尘家的时候,结识了一批进步作家,其中有一位名叫尤兢,即后来改名于伶的戏剧作家。10月的一个下午,张春桥从生活书店买书出来,正好碰上尤兢,对他说:我们在马路上随便走走吧。闲谈了一阵后,尤兢问:“你要不要加入一个文艺团体?”正苦于无人赏识的张春桥立即说:“当然想了,不过谁肯介绍呢?”“我就可以介绍。过两天有个人来找你,手里拿一张《申报》,你头一句话说……就接上头了。详细情况他会告诉你。”

      兴奋的张春桥等了两天,果然来了一个名叫陈鹤的人,告诉他要他参加的团体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左联”,要他写一份自传,等候审查。大喜过望的张春桥立即写好自传交上。后来,他接到通知,被批准加入“左联”。以后,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但只过“左联”的组织生活。在“社联”里,张春桥参加了学习活动,主要是学习拉比杜斯着,李达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恩格斯着,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沈志远着《黑格尔与辩证法》等。有时也谈论时事,还参加了示威游行,还在夜里出去张贴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标语。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就在狄克文章发表后不久的1936年4月,一个叫老宋的人忽然郑重地问张春桥:“你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张春桥回答说:“我当然希望加入。”张春桥早已猜测到老宋是党员,但没有人说明,他也不敢问。老宋说:“过几天,在“社联”负责和你联系的那个泰国华侨林福生来找你谈话。”几天后,林福生果然如约而来。他说:组织上对你已经了解了,你可以不再写自传。他又告诉了张春桥党的誓词:对党的事业忠诚到底,严守秘密等。又过了几天,老宋通知张春桥到杨树浦一个工人家里开会,一共有四个人,指定一位姓王的工人作“支部书记”,分配张春桥负责宣传工作。

      就这样,没有经过审查,没有写自传和填表,没有宣誓,没有经过入党前的预备期,张春桥就奇怪地被接纳为“中共党员”,而且一下子成了“支部宣传委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虹桥机场中国驻军大举进攻。9月初日军已经逼近北火车站,南站也被炸毁,只有西站可通车。冯雪峰、胡风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都准备离开。9月7日这一天,老宋找到张春桥,告诉他自己准备到后方去工作,今后由一个姓王的来和他联系。张春桥急切地问:“我能不能到济南去?因为那里我熟人多,语言也相通,便于工作。”老宋同意了。以后,张春桥和老王见了两次面。他问:自己去济南组织关系如何转?老王只含糊地回答:现在打仗,没法转,我要去江北也是一样。你把地址留下,以后转过去。

      9月13日,张春桥把行李和书籍存放在于黑丁家里,登上了离开上海的火车。然而济南也危急起来了,日军已经占领了黄河北岸。徘徊之际,张春桥在书店里买到了几份《救亡日报》,上面登着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共同署名的招生启事及延安的通讯,在三原、西安、延安三地设立招生处,接待从各地前来的报名者。

      张春桥和父亲张开益商量去延安,张开益说:“一家人分散太远了不好。国共合作到底能坚持多久?”张春桥说:“看样子,国共合作不会一天两天就要破裂,以后的天下不会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了。如果日本人来了,你还可以做事,对我可不利。”又说:“我还可以把二弟秋桥也带到延安去,家里也能减少负担。”谈了两个晚上,张开益终于答应了,给了张春桥路费。这时候,济南城里已经疏散得稀稀落落。张春桥正住在山东同乡赵君弼家里。12月初,张春桥对赵君弼说他要去延安。赵君弼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春桥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

      因为徐州被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张春桥就带着张秋桥从巨野向南出发,有时步行,有时乘车,穿过鲁西平原,经过商丘到达开封,在那里乘坐陇海线火车到达西安,已经是12月底了。在西安,他们本想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联系,但恰好看见汽车站有卖到延安的车票,于是,1938年1月3日买了票就登程出发。

      1月7日,张春桥一行到达了延安。他先去找成仿吾。因为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把自己参与编辑的《文化新闻》往延安寄了很多,得到成仿吾用“石厚生”的名字写来的回信,予以鼓励。在济南决定去延安时,张春桥已给成仿吾写了一封信,问能否去延安,但未等到回信就出发了。

      成仿吾还记得张春桥,听了情况介绍以后,当即答应把张秋桥编到陕北公学学员队。因为张春桥称自己在上海入过党,成仿吾就把他介绍到陕甘边区政府招待所住下,要他直接到中央组织部谈自己的组织问题。

      中央组织部的贾震和张春桥谈了几次话。张春桥说:自己的“组织关系”是从上海回到济南以后没有转去。贾震看了他写的反省式自传,又要他写了在上海工作情况和失掉组织关系的报告。问他:“你对目前革命有甚么意见?”张春桥想起离开济南时父亲担心国共合作不能长久、一家人要天各一方的话语,就回答说:“要绝对地巩固国共合作。”随即又补充一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24他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设想的国共联合政府之类的共和国,名称相同纯属巧合。

      在招待所住了将近一个月,张春桥又写了一个补充报告。2月初,贾震通知他,因为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人能证明,因此组织关系不能恢复,但是可以先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政治部,任校刊编委会的秘书,又来到了成仿吾的身边。为了联系已经毕业的陕北公学同学,扩大影响,学校成立了陕北公学同学会,张春桥被调去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包括写覆信,写稿件到国民党控制地区去发表。

      张春桥的“组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带来的弟弟秋桥也在3月迅速入了党,而他仍然是“党外人士”。他四处奔波,找到原来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找到了当时上海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周扬,然而,他们都无法证明。周扬只谨慎地为他写了一个证明,大意是:在上海时期的左翼文化活动中见过张春桥(在梅益同志家里和他见过一面),知道他是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但当时党组织关系很乱,无法证明他是党员。

      张春桥不能再等下去了。8月,由陕北公学校部秘书、党支部书记顾光斗和陕北公学同学会工作的党小组长雄飞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此之前,他到底有没有入过党?

      1950年10月,在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的时候,张春桥仍然坚持写道25: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二月转正。

      1955年11月,张春桥任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书记后26,再次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要求确认他1936年4月起的党龄。并且提出了请当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林业厅厅长的宋振鼎,即他所说的“吴成志”,给他写一个证明材料。但是,调查的结果并不如他愿。宋振鼎只是含糊地说27: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时,确曾参加过社会科学者联盟。

      张春桥入党时间我已记不清(我记得离抗战时间不远),可能是一九三七年,不是一九三六年。那时上海党对发展党员很严格,一般的只放在党外工作,但发展手续又很不完全,我只记得张春桥是提到党组织批准的,由吴仲超通知我同意张入党,既无明确的介绍人,也没有填表。

      这些话充满着矛盾。宋既说当时“对发展党员很严格”,又说“同意张入党,既无明确的介绍人,也没有填表”。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张春桥自己填表时写的入党介绍人“吴成志”,否认张有入党介绍人和填过表。那么,张春桥的“组织关系”没有转到济南,就好解释了。因为他既然当时没有写过申请、填过表,也没有交过自传,也就根本没有“组织关系”可转。

      再找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他说了一番很值得推敲的话28:

      我和张春桥同志以前没有见过,所以不认识,解放后到上海才认识起来,关于张春桥同志何时入党及一九三七年他到济南后为甚么没给他转关系,我已记忆不起来了。

      那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狱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认识,当时都在找党的关系,我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经张执一同志才与党取上联系,组织绸厂工作委员会,从此又开始党的活动。宋振鼎同志出狱后在上海曾联系了一些脱党的同志,后来当和党取上联系不久恢复了他的党籍。

      他最后说:“如果宋振鼎同志说张春桥同志是入党的,那么张春桥同志的入党时间应该是一九三六年底或一九三七年初。”29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分析出以下事实:

      首先,吴仲超在建国前根本没见过张春桥,这时也没有证明张入过党的意思,只是说“如果宋振鼎同志说张春桥同志是入党的”。这实际上否认了宋振鼎所说“由吴仲超通知我同意张入党”的说法。其次,无论是吴仲超还是宋振鼎,1936年4月都不可能介绍张入党,因为他们自己当时还没有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考虑到调查时张春桥已经取得了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代书记的地位,因此,吴仲超的回答比较模糊可以理解,但还是实事求是的。

      面对调查结果,张春桥又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呢?他说30:

      我想了几天,实在弄不准确了,我记得当时我还穿着夹衣,下着细雨,我一直记得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现在我想可能是我记错了,正确的日子应当在一九三六年秋,或者一九三七年春,因为穿夹衣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果是一九三七年,我为甚么记成一九三六年呢?我到现在还想不出一个解释。

      我对记时间数字特别低能,到现在我自己的、父母的、孩子的生日我总是问了忘、忘了问一直记不得,真是苦恼的事。我希望从自己入党的日子记不清这件事取得教训。

      为了符合“4月”,他很快给自己重新定位了一个从来没有说过的“1937年4月入党”的新说法31。以后,他即照此改写了个人历史。然而,这无法令人信服。一般的人对日、月或许会记错,记错年头的却很少。一般的人对一般的事容易记错,对入党这样关乎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不大可能记错年头。尤其是张春桥,连自己少年时代何时何地发表了哪篇文章,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怎么会记错入党年头这样的政治生命的起点?尽管他一再责怪自己“低能”,却还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张春桥“1936年4月入党”的说法也并非凭空捏造。问题在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复杂情况。

      红军长征以后,上海中共党组织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直到1936年5月冯雪峰受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委派,作为中央特派员再次回到上海,才开始了重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在此之前,在上海自然存在或自行建立的党组织,有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等近十个系统,冯雪峰都分别进行了考察和处理,贯彻了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方针。他还陆续通过王尧山等,联系上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叫他们暂时以个人的名义根据中央的政策去从事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到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负责筹建中共江苏省委时为止。

      那么,张春桥参加的是甚么组织呢?这个谜底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完全揭开。

      1976年10月18日,吴仲超写的材料明确指出32: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12月25日,宋振鼎写的揭发材料说33: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原来,张春桥1936年4月加入的是由一些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自行成立的组织,并非正式的中共组织。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而成立,根据党章当然是非法的,被解散也是正确的。因此,张春桥在上海根本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五 关于“叛徒”

      当然,这种组织起来的群体虽然不能称为党组织,但也不能简单地称张春桥“伪造入党历史”,“叛徒”更是谈不上。所以,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审查后曾作出结论:恢复张春桥1937年4月至1938年8月重新入党前的一段党籍。由此,也可以知道,前述康生举证说吴仲超知道张春桥是叛徒的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吴无论在张任要职时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都坚持说在建国前不认识张。

      至于康生所提出的另一个证人王观澜,与江青有关,但与张春桥无关。1977年中共中央关于“四人帮”的罪证材料上,说“江青是叛徒”,唯一依据就是农业部人事司副司长、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的交代。江青1934年曾在徐领导下从事革命。但是,徐后来写出更正材料说明,她所揭发的“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那是由专案组人员口述,她被迫执笔写成的。她不承认能证明“江青是叛徒”的问题。

      张春桥的要害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他明明接到通知,告诉这个组织被解散,仍然要在以后的长时间里称自己当时加入了党组织。他为甚么要坚持这样说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党组织得到了大规模发展,此前和此后的中共党员在建国后的政治待遇是有较大差别的。如果能将自己的党龄推到“七七事变”以前,将会是一种政治资本。张春桥的目的虽然暂时地得逞了──把入党时间定为1937年4月,但是也付出了代价──向党隐瞒历史真相。这成为他日后的一个政治历史问题。

      经过上述三方面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春桥虽然在历史上有问题,但并不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而且这些问题在文革前已经交代过,有组织结论。

      文革中,林彪集团要向全国昭示张的“叛徒”历史,康生根据毛批评“四人帮”的风向来揭发张是“叛徒”,周恩来多次以“叛徒”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阻止毛对张的信用,都是当时特定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托付给张春桥。

      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值得深思。

      《水浒传》第一回有个故事:“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宋朝廷派洪太尉去华山进香,误揭了天条,放出种种“妖魔”,使得“天下大乱”。那么,究竟张春桥、姚文元原本就是“妖魔鬼怪”,放他们出笼才掀起了文革?还是文革的特定环境揭去了民主、法制的“天条”,使得一些虽然有严重问题但还不至于是“敌人”的人野心急剧膨胀,得以为所欲为,终于变为“妖魔鬼怪”?

      一些材料和著作包括叶永烈的《张春桥传》,把张春桥描述成从小就坏透了的恶棍,一参加革命就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份子──十六岁就参加法西斯组织,十八岁就接受国民党特务指令攻击鲁迅……34且不论事实如何,仅这种思维定式,就将一个深刻的问题引向了简单化的误区。这仍然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当然,从写作传记的角度,这也是最省事、最保险的办法。然而,它不仅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不能发人深省。

      马克思在《资本论》(Kapital)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35: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同样,张春桥的产生,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左”的环境里,这种人才能得道升天。有这样的土壤和环境,没有张春桥、姚文元,也会产生“赵春桥”、“钱文元”之类的人物,这不是他们的个人早期活动经历所必然决定的。这也是一种“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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