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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一月革命

发布时间:2019-11-30 03:18编辑:现代文学浏览(108)

      造陈丕显的反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先斩后奏”于安亭

      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王洪文笑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就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享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王洪文心领神会。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曹获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14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

      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这时,沪宁线在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之后,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肩负重任、身穿军装的张春侨,刚刚踏进上海,头一桩事情不是找中共上海市委,却是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

      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姚文元还报告道: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人们追查过,也只知那在子夜与张春桥同车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个红卫兵,不知其姓名。

      ……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包炮来到上海,结识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谈判,就在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乍乍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份量。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荡平“红革会”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火车上,冒雨向两干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上海的桃子熟了!”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戴祖祥一怔。

      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幅纸上,字迹细稚,甚至把曹获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稳定“后院”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上海的局势剧变。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

      这天晚上七时至凌晨一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中央首长”金字招牌威吓“红革会”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弄巧成拙,陷人红卫兵的重围之中,挨斗六小时!红卫兵们响亮地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从此载入史册,人称“—·二八炮打张春桥”。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上海全市振奋。“红革会”定于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急告全市人民书》。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这张传单指出: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

      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做“斜桥”。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经康生推荐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长途电话中同意康生的建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这个普通的女人,在一个晚上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此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称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名声鼎沸了!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这个桀骛不驯的女人与江青、张春桥第一次结识,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澳门威斯尼人平台,  那天晚上,一串轿车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六十四号。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在门口恭候的,便是聂元梓。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大操场,人山人海,北京大学师生们正在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光临。在燕南园稍息,江青、张春桥与聂元梓相见恨晚,正在热烈地交谈着。江青此行,本是为了宣布撤销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之职,而聂元梓以及她手下的大将孙篷一却谈起了另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常溪萍。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如果说,陆平是聂元梓心中的头号大敌,那么常溪萍便是二号仇敌了。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常溪萍被聂元梓恨之入骨,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受教育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常溪萍担任了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当聂元样借助于社教运动整陆平的时候,常溪萍保护了陆平,批评了聂元梓,要聂元梓作检查……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五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托你一件事……”聂元梓见到张春桥,这么说道。

      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连日的“炮打张春桥”,使他连刮一刮胡子的功夫(抑或是心思)也没有。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张春桥一时弄不清聂元梓的用意,支吾着。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我写好一张大字报,批判常溪萍的,托你转交给上海市委。”经聂元梓说清楚了意思,张春桥大喜,当即一口答应。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原来,聂元梓是个报复之心极强的女人。她一听说江青、张春桥要来北大,便写好她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在张春桥答应之后,聂元梓就把一大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张春桥打开大字报,飞快地掠了几眼,顿时乐不可支。那标题,就充满了火药味儿:《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听外边的声音!”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江青和张春桥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连连抚掌而笑。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张春桥毕竟乃当世奸雄。他从聂元梓手中接过那卷黄纸,却并没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为这时候的他,在上海人面前,还需要保持面带三分笑的可爱形象。倘若由他出面攻击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事情那么凑巧,四天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曹获秋提前几天来到北京。张春桥来了个“借刀杀人”之计,把那卷黄纸交给了曹获秋,叫他带回上海去。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炮轰张春桥!”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这,无疑叫曹获秋左右为难。带回去吧,势必会使常溪萍无端蒙尘;不带回去吧,这可是江青、张春桥交办的。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打倒张春桥!”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笔者从浩多的“文革”档案中,查到曹获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卜四日所写的一份手稿。虽然当时江、张正在“台上”,曹获秋还是如实写下自己亲历的经过: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问,北大师生开全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好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宇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泉,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十六日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杜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康生几次推说没空,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在打“太极拳”!当曹获秋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确地答复。曹获秋继续写道: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我到了邓小平家,向他提出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他的答复是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送回上海。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会告诉康生。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这样,那张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就扣押在我那里,这就起了保护常溪萍的作用。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邓小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康生。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康生迅即转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曹获秋的那份回忆材料,在记述了会见邓小平的经过之后,继续写道: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不几天,江青在会场上见到我,对我说:常溪萍这张大字报你们如不送回上海,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在小山一般的档案堆里,笔者又寻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的亲身回忆,这位喜欢书法的高级干部的潇酒的字迹起了“旁证”作用: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的时候,当曹获秋和我出会场门外的时候,江青赶上来质问曹获秋:“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江青讲这话的时候,我在场亲耳听见的,也看见的。

      照录原文于下: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曹获秋迫于无奈,只得嘱咐秘书道:“把那张大字报交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第一号通令: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赤卫队”的崛起

      曹获秋原名曹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生于四川资阳。父亲曹品江在小镇上开酱品店。二十岁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曾获秋,是因为他喜欢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获花秋瑟瑟。”从一九三一年他来广海出任左翼中国文化总同盟秘书以来,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结厂深缘。正因为这样,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市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他,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任上海市市长。“文革”中,他受尽磨难,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于上海。很遗憾,他没有亲眼见张春桥的末日。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魏文伯比曹获秋年长四岁,出生于湖北新浙县的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曹获秋幸运,能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司法部部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上海。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幸亏曹获秋和魏文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把关于那卷黄纸头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与邓小平、康生、江青、张春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写成文字,留请后人。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的力量也不弱。

      曹获秋还保存了张春桥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同样至关重要。我在档案中,查到了这封信:

      —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荻秋同志: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春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不过,回到上海之后,曹获秋、陈丕显、魏文伯仍然想方设法保护常溪萍。聂元梓鞭长莫及,在北京干着急。

      第二号通令: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江青和张春桥决定对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这“堡垒”,从北京大学轰开局面。看来,要把华东师大当作上海的“北京大学”,把常溪萍当作“陆平”而“大炮”依然是聂元梓……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旋风般驶入上海北站。从软卧车厢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篷一,女的便是聂元梓。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奉张春桥之命,“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甄某带着几个红卫兵,前来接站。半小时之后,聂元祥和她的“副帅”孙篷一便住进了衡山宾馆,这是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十五层的高级宾馆。这座米黄色外墙的宾馆,建于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毕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与张春桥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号,相距只几百公尺。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会见。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张春桥思索了一下,补充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第三号通令: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就在这次秘密会见之后,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驶进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一辆三轮卡车,上面挂着两只大喇叭,铁皮车厢紧紧关着门。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这辆其貌不扬的三轮卡车,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文革”

      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一开始,留学生们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从宣传车上下来的,便是聂元梓和孙篷一。他们秘密地“下榻”于此,会见了一批又一批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发动了对常溪萍猛烈攻势。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谊电影院里,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点了常溪萍的名: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这是“导演”在提示;这是阴谋家在煽动。一席言毕,张春桥不见踪影。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他出现在机场,飞向北京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广场挤满了红卫兵。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本来,这天是召开“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建议,“在战火中诞生”。于是,成立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叽叽喳喳的“喧宾”——聂元样,反客为主,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第一二桩轰动全国的事件,即“《解放日报》事件”。红卫兵们要求把他们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是这一期《红卫战报》上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必须送到每一个《解放日报》读者手中,以求“消毒”。聂元梓、王洪文成为红卫兵们的指挥。红卫兵们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持续了九天九夜。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

      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果真,上海处于大乱之中……

      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策动徐景贤“后院起火”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犹如下棋一般,张春桥已经对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了两“军”:

      “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第一回,借助于“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总司”,“将”了一“军”;第二回,借来“大炮”聂元梓,猛轰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红革会”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全称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把上海中学、大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策划“《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了一“军”。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深谋远算的张春桥,正筹划着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将”死。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

      耿金章其人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回到北京,张春桥跟姚文元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这个“秀才”,如今居然也满口军事术语了。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张春桥说着,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香烟,“‘丁学雷’、‘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紧急通告》的诞生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姚文元与上海丁香花园之间,架起了“热线”……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丁香花园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闹中取静的所在。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花园里古色古香,据说当年是清朝大官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园”。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严格地讲,那座楼不属于丁香花园范围)。写作组建立之际,正是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时候。秀才们也真会动脑筋,取了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于是,上海报刊上常常出现署名“丁学雷”的文章。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真有“丁学雷”其人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至于“罗思鼎”,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亦即“螺丝钉”的谐音。“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叫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阅明史资料,朱永嘉由此发迹,“文革”中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安亭事件真相!》

      此处单表徐景贤其人。笔者曾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上海市监狱,对徐景贤作了录音采访……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徐景贤,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实,他并非排行第三,却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张春桥,“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徐景贤比姚文元小两岁。论笔头,他不比姚文元差;论口才,远远胜于姚文元。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他长着“奶油小生”般的脸,颇有风度。做起报告来,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解放日报》事件

      徐景贤的人生经历,与姚文元有许多相似之处。

      此致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徐家原在上海郊区奉贤县县城——奉城镇。在镇的东街八号,开过一家名叫“东王成”的布店,后来改为百货店,那便是徐景贤的老家。双开间的门面,雇两、三个伙计,日子小康。

      上海市委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九○四年,徐景贤之父徐宗骏出生在那里。徐宗骏又名徐雅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以后,就离家到松江上中学。一九二一年,他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化学系。

      要求者代表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一九二六年夏天,他从东南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这县城里,大学毕业生并不多见,二十二岁的徐宗骏受到了乡亲们的尊敬。

      蒋XX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就在这个时候,徐宗骏在镇上结识了当地豪绅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个知识分于,与徐宗骏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骏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党员。在李主一的介绍下,徐宗骏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则在潘汉年介绍下,在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姚的父亲的经历,也是那么的相近。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经李主一提议,借助于徐宗骏在当地的影响,于一九二七年在奉城创办了私立曙光中学,徐宗骏出任校长。学校里来了两位湖南口音的老师,皆姓刘,人称“大刘”、“小刘”。大刘名叫刘德超,又名刘柄;小刘则是大刘的堂弟,名叫刘先齐。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在今日中国,刘先齐这名字,几乎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小刘”,后来变成了“刘晓”——把“小刘”颠倒了一下。刘晓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解放后,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徐宗骏手下,除了“大刘”、“小刘”之外,还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辉林、范纯、范志超、张模、周务农等进步教师,其中大都是中共党员。曙光中学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这个党支部扩大为淞浦特委,负责人之一便是刘晓。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李主一则出任曙光中学校董。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曙光中学成了“共产党老窝”,这消息传入奉贤县县长的耳朵。

      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一九二八年四月,趁学校放春假之际,国民党县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学。

      众小匪:“带‘溜子’!”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上海《申报》第三版刊登了徐宗骏的“自首申白”。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不久,李主一被国民党枪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徐宗骏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担任教师。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没有这样的先例。”

      从此,他埋头业务,脱离了共产党。这一段经历,又大致与姚篷子类似,但徐宗骏没有像姚蓬子那样成为叛徒,为人也比姚蓬子老实。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徐宗骏与戴秋楠(前妻)结婚。一九三三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贤。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场“陈曹争夺战”。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徐景贤小学毕业后,正值父亲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兼任化学教师,他考入了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学。父亲的政治生涯,毕竟给了他以影响。在中学里,他接近了中共地下党支部……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解放后,头脑灵活、笔头又快的徐景贤,成了中共华东局宣传处的一名干事。

      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解放日报》是党报。”

      写写总结,起草文件,替领导拟个发言稿,这些工作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一九五七年,在“反击右派”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上最活跃的是姚文元,而张春桥则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时,也冒出几篇署名“徐景贤”的文章,向“右派分子”发射几发炮弹。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此后,徐景贤写了一些报告文学。他的父亲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学当了二十来年化学教师。这使徐景贤熟悉交大,了解交大。他以交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穆汉祥的事迹为题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园里,仍屹立着穆汉祥纪念碑),写了人物传记《穆汉祥》,连载于《中国青年》杂志。

      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他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了。他的发迹跟姚文元一样,关键的一步棋,是被张春桥看中,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此,他可以不断地从张春桥那里,听到何庆施的声音。他关心政治,胜于关心文学。他花大量的功夫,用来揣摩、猜度柯庆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没有这样的先例。”

      作家的名声是与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景贤很想成为一个作家,无奈,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杂七杂八的文章,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作品。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机会终于来临。听说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陈耘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很不错,何庆施去看,他也赶紧随之同去。何庆施正在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于是,柯庆施派人,帮助提高这出戏的质量,以求在全国打响,树为“写十三年”的“样板”。柯庆施派谁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徐景贤在“提高”的过程中,参加了创作,成了作者之一。于是,随着《年青的一代》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成为文化部的获奖优秀话剧,随着话剧搬上银幕,徐景贤名声大振。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

      一九六五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徐景贤的书《生命似火》。他兴高采烈地在样书上题字,广赠文友。

      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就在这个时候,姚文元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获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那篇大块文章突然在《文汇报》上冒出,曾使徐景贤感到震惊,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够朋友了,连半点风声也不漏!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

      “耿司令”下了命令:专人负责,确保安全,绝对保密。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不准任何组织来“揪”。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姚文元”这名字变得炙手可热。一时间,徐景贤无法靠上张、姚那条船。他毕竞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张、姚看来,他是陈、曹线上的人物。于是,当“安亭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徐景贤所忙碌的事,竟是为陈、曹起草检讨书!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轰大嗡。

      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

      才关了几天,似乎消息又走漏了。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眼看着陈丕显、曹获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徐景贤,已在向张、姚暗送秋波了。他已准备好扯起白旗,反戈一击了。

      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急急转移,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关进矗立于外滩的上海大厦。“二兵团”把七楼严密封锁。包下几个房间,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和看管人员住了下来。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形势不断吃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思鼎”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进行批斗。红卫兵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黑秀才”。红卫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二十八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深夜十二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拨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发发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谈判僵持着。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什么?我也在找陈丕显、曹荻秋呀!”耿金章说道,“听说,他们是被‘工总司’抓去。老王,你要赶快交出陈、曹——我们‘二兵团’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耿金章把陈、曹捏在手中,还有他的“小九九”:随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在筹划着自搞另一套——干脆,把张、姚、王撇在一边,另树一帜,联合一批造反派组织夺权,也实行“三结合”。其中的“结合干部”,就用陈丕显!虽说陈丕显也挨了批判,毕竟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批来批去无非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当然,耿金章打算把陈丕显作为“结合干部”,这是极端秘密的计划,从不外露。王洪文骂他“老保”,倒是猜着了几分。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公开扯起了反叛的旗帜,与张、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了。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降服耿金章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二楼的小客厅,“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紧张地起草。耿金章正在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计议大事。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耳边响起清脆的女声。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赤卫队”也出动了。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张春桥不打电话,却派联络员传话,显然事关重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蓬一(聂元梓于十六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爱理不理地说道。如今,他要与张春桥分庭抗礼,对那位“春桥同志”已充满敌意。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联络员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现把传单全文摘录于下:

      全国震动了!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最高指示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搭够了架子,终于站了起来。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仁立在五号楼前静候。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这清楚地表明,他急于与耿金章会谈,因为耿金章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馈”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老耿,”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也许为的是显示彼此间已是无拘无束的老熟人了。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解放日报》是党报!”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这下子,耿金章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

      张春桥的嘴里,终于说出一句充满自豪的话:“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秘密约见蒯大富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没有张、姚参加的夺权将是无效的。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既然张、姚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民公社”是“正统”、“正宗”。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张春桥看到这份电话记录稿已发生了效力,就加重了话的份量:“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张春桥一听,耿金章把分裂的根源推在他头上。到底不愧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来了故作惊讶:“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中共中央

      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沪委(66)第12号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国务院

      耿金章一怔。看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明显加快,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惊。

      通知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中央军委

      张春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耿金章的心,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中央文革小组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滑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耿金章一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就象拔走了大梁似的,“大联合委员会”、“新上海人民公社”立即垮台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王洪文曾想出动“工总司”,砸掉那“新上海人民公社”。不料,张春桥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王洪文手下那成千上万的“拳头”。王洪文不得不折服张春桥手腕的高超。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们从此有恃无恐。

      “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于《人民日报》了。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

      “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一次次地落后,眼看着已成了“老三”了。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实在迫不及待。本来,今日的新闻,总是见于明日的报纸。二月五日的《文汇报》,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哪怕是早一天也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急不可待了。

      曹荻秋(签字)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二月五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的“狗头军师”的技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本来,虽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渡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于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返回上海“摘桃子”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

      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一次密谈接着一次密谈。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夜,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的办公楼。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

      地点:北京政协礼堂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此时已成为上海“工总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于那“小廖”,名叫廖祖康,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此时成了王洪文的“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之际,廖祖康是他手下的民兵。“文革”中一起造厂党委的反。从此,廖祖康成为王洪文的心腹。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文革”十年中,不论王洪文在哪里,廖祖康一直是他的“贴身秘书”。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样。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抵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在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场。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

      1.要罢张春桥的官;

      翌日,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社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文汇报》的造反派以这样特殊的形式,宣告《文汇报》“新生”——再不成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的喉舌。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

      3.炮轰上海市委。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十时,他们刚刚降落在上海机场,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家名为“招待所”,其实,绿茵草地拥簇着一幢幢西式小楼,比高级宾馆还高级。此处在“文革”中,曾经长期成为张、姚在沪的据点。

      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张春桥行魂甫定,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几百公尺处的丁香花园旁的小楼,那是徐景贤的据点——武康路二号,为了免遭意外,徐景贤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牌子,挂到淮海中路最热闹的地段——六二二弄七号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里,而把武康路二号的小楼作为他的秘密办公处。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

      下午二时半,当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幢“丁学雷”小楼,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齐了。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陷入政治危机

      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张春桥对上海的形势进行分析,“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张春桥的话不多,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他的话,使秀才们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秀才们手中不光握笔杆,而且要掌大权。一席密谈,张、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骤……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紧接着,第二天,张、姚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紧接着,第三天,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一“打倒以陈丕显、曾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姚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条巨幅标语是:

      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耿金章宣布“夺权”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欢抑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印。

      ……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怎么职务已经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具体?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的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的心声”,竟是“丁学雷”的声音!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上海滩。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羞答答,主角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亮相了。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万众鼓噪声中,步上主席台。

      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

      张春桥走到话筒前,一口气讲了好多个“们”,好多个“革命”。幸亏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尚在,不然,那样的“革命”的口气,几乎很难模拟: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

      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于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紧接着,他自称“小学生”,来了一番谦逊:

      “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一位“小学生”讲毕,另一位“小学生”上台,姚文元重复着张春桥的调调。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也照当时的传单摘录于下: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其实,上海的“桃子”熟了,两个“小学生”是来“摘桃子”的。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

      “小学生”虽“小”,口气却很大: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称为“一月革命”——据说,在人类历史上,能与上海“一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新政权。称为“上海人民公社”——据说,在人类史上,能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受到过马克思赞赏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

      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张春桥自己宣布对自己的任命: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只要不是傻瓜,谁都明白,两个“小学生”所谓“参加工作”,意味着什么?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狄克”正在做着美梦。上海这个“桃子”,已经唾手可得了。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不得不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赤卫队是保皇队!”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把张春桥打得七荤八素,北今朝南,差一点跌入黄浦江……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蓬、蓬、蓬、蓬、蓬、蓬……

      “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取缔赤卫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

      张春桥软硬兼施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解散赤卫队!”

      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肩上佩着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消那些反对派们: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好,我马上就来!”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他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伸来了……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像一阵狂飚,“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二十三颗大印!

      “春桥同志!”

      吞并“二兵团”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着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二十三颗本头疙瘩。“红革会”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二十三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无同志点头,行吗?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急令耿金章回沪

      “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支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哪里?”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

      “有要事找他,快!”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张春桥催促道。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于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什么事?”

      蓬、蓬、蓬、蓬、蓬、蓬……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对方不予答复。

      一月二十七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去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二十三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什么事?”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又响起一阵蓬蓬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十八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站满解放军战士。好家伙,张春桥的一个电话,调来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

      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像铁桶一样,绿色的车流迅速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手无寸铁的红卫兵,无法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只得听凭他们闯入大楼。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奉上级命令,执行任务。”徐海涛板着脸孔,用冰冷的语言对“红革会”的头头们说道。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你的上级是谁?”红卫兵们并无惧色。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徐海涛扛出了当时中国最硬的牌子。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哦,张春桥派来的!”红卫兵们马上明白了,又问,“执行什么任务?”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斩钉截铁般说道。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徐景贤?徐景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们摇着头。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徐海涛重复这句话。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红革会’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人们常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一回倒过来,兵遇着秀才,竟然说不清了。特别是红卫兵们说要向毛主席报告,不能不使徐海涛心虚了。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赶紧拨通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字:“撤!”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当绿色的车流远去之后,拥有六万之众的“红革会”深深地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喷去。“红革会”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这里的“张三”指谁,上海人没有一个不明白的。不点名的标语,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标语所代替: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张春桥算老几?”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张春桥≠中央文革!”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张春桥的老虎屁股!”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特大号外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落入那幽静的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如坐针毡。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他,从“狄克”,到《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到为“女客人”抓“样板戏”,到批判《海瑞罢官》,到中央文革副组长,每一步高攀,都费尽心机。如今,眼看着上海党政大权就要到手,难道功亏一篑,失于“炮打”?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红革会”决心跟张春桥大干一场,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急急如律令。二十八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们云集上海市中心的俄式建筑物——那座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苏友好大厦”用同一张图纸建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这儿,离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近在咫尺。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北大厅,“红革会”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还在那里讨论着掀起全市炮打张春桥高潮的计划。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七时,一辆轿车驶入中苏友好大厦大门,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惊人的消息,飞快地传入会场。“红革会”的头头们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狄克”,到底是“狄克”!坐在兴国招待所,他已接到确切情报:“红革会”头头们,正在秘密策划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他思索着对策。再动用军队吧,弄得不好,事态会进一步扩大。任其秘密策划吧,一旦大游行爆发,那么他就将葬身于上海群众愤怒的海洋。‘仿佛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仿佛兴国招待所建造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张春桥心中打着小九九,来了个铤而走险,干脆,“走到群众中去”,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红革会”!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当张春桥拉着姚文元一起去的时候,姚文元直摇头。姚文元以为这样的“高姿态”太危险,等于走进炸药桶!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

      张春桥呢,笑了,说姚文元大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姚文元无奈,只能跟着富有“群众斗争经验”的张春桥,坐上了轿车……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

      张春桥走在前,姚文元跟在后,步入北大厅。张春桥的脸,此时此刻一直保持三分笑。他尽量使每一步都稳稳地迈向前。他径直走向会场的中心,坐在一把最显眼的椅子上。姚文元随着他,坐在他的旁边。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红卫兵们一下子被镇住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张春桥为自己的“高姿态”能够赢得这样的效果,脸上从三分笑增加到五分笑。他侧过脸白了姚文元一眼,仿佛在说:瞧你,多么缺乏“群众斗争经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

      当张春桥刚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红革会”的头头们已从刚才突如其来的惊讶状态中复原,有人高声地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争得了会议的主动权:“打开《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顿时,大厅里响起一片背诵声,因为这段“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差不多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一听念这段“最高指示”,张春桥马上意识到这下子要麻烦了。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发言之前,总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诚如乐曲的前奏。一听念什么样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面的发言是什么样的倾向。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据《工人造反报》载:

      果真,语录念毕,就有人直呼“张春桥”,而不是用那种又亲昵又尊敬的“春桥同志”,大声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一听这话,姚文元用金鱼眼睛瞪了张春桥一眼,仿佛在说:哼,这下于可好,你的“群众斗争经验”,要倒大霉啦!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工人造反报》又载:

      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红卫兵们像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张春桥冷冷地从嘴巴里挤出一句话:“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获秋所利用……”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

      这下子,像火上加油,锣里加钹,红卫兵们更加气愤了。于是,有人不客气地揭他们的老底了:

      “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张春桥,你的臭老婆是什么货色?”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没想到,张春桥的“高姿态”,却为红卫兵们斗他提供了绝好机会——他竟与姚文元一起,坐着轿车,送上门来供红卫兵批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是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去了!”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从晚上七点,一直斗到凌晨一点,整整六个小时!红卫兵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张春桥和姚文元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大“左派”,第一次尝到了批斗的滋味。虽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张春桥一身冷汗,衣衫湿透。他们的秘书被红卫兵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所以张、姚只得听凭红卫兵批斗,无人救驾。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直到凌晨一点,红卫兵们要把张、姚押往复旦大学。张春桥、姚文元上了轿车,一溜烟,逃了!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这一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记忆之中。“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成为上海尽人皆知的笑谈。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一月二十九日晚,复旦大学大礼堂人声鼎沸,“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大会结束之后,以“红革会”为主的几千名红卫兵涌向上海街头,连夜张贴海报。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海报上印着这样的醒目句子:“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张春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二十九日凌晨,他冷汗淋漓地逃回兴国招待所,疾步奔向电话机,挂通了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张春桥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的“阴谋”。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就在二十九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明天的行动……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特急电报交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春桥的目光飞速掠过电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由白转灰转黄转红。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他拿起“BH”铅笔,刷刷地在电报的天头上写下一行批示: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

      当秘书拿着电文坐上轿车前往印刷厂的时候,张春桥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

      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上海,落入张春桥手中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清晨,上海气温骤降。来自北方的寒流扫过这座海滨巨城,那些已经贴好“打倒张春桥”的游行横幅在寒风中索索瑟瑟作响。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

      只差两小时!只差两小时!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

      原定,上海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在上午八时开始。可是,清晨六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海报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

      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

      宣传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着《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获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

      那传单说: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春桥双管齐下:广为散发《中央文革小组加急电报》,同时指令“工总司”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在强大的压力下,“红革会”被迫于当天上午释放徐景贤。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张春桥发出了一阵狞笑。他终于危翼存卵,胜利了!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二月一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笑嘻嘻地露面,接见上海的一些红卫兵代表。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如今尚存的传单《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红革会》,倒是张、姚那次“双簧”的如实记录。摘录如下,张春桥胜利后的得意,姚文元被斗后的怒气,都跃然纸上——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张春桥: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群众组织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姚文元:红革会在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把我和春桥同志斗了六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这么于,他们炮打春桥同志,矛盾确实会转化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张春桥:他们已经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他们的“炮打”,适应了陈丕显、曹获秋的要求、我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曹荻秋的信,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来,看来跟红革会是相呼应的。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一点也不错,曹荻秋讲过这话。他对我也说,“你们在北京、中央发号施令,这一回你们到上海尝尝味道!”他所说的“尝尝味道”,就是指尝“炮打”

      的味道。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红革会是有后台的。

      张春桥:同志们,你们注意到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中的措词了吗?电报中总是提“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这就把红革会的某些头头与广大红革会战士加以区别。

      红革会某些头头是什么性质?我看,以后会下结论的。

      姚文元:同志们注意了吗?最近,马路上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有的只是炮打春桥同志的大字报。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红革会的“炮打”,适合了谁的需要,不是很清楚的吗?红革会转移了斗争的矛盾,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旨要任务:

      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张春桥:文元同志的话,是值得大家重视的。现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曹获秋的标语是不正常的。我们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高举夺权的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

      姚文元: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

      张春桥: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张春桥和姚文元,你一言,我一语,不断地给红革会“上纲上线”。

      终于,张春桥梦寐以求的一天到来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从此,上海落进了这伙阴谋家手中,蒙尘近十个春秋。“狄克”,成了上海的主宰。

      张春桥刚刚上台,当即发布“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春桥收起了笑脸,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第一个遭殃的,就是红革会!第一笔要算的账,就是“一·二八”炮打!因为炮打张春桥,亦即炮打中央文革,而炮打中央文革,亦即“现行反革命”。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因参加“—·二八”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达两干五百多人(不包括一般的请罪、写检查),其中被隔离审查的二百多人,被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有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好多人被打成残废……

      张春桥,一手拿着“棍”笔,一手拿着屠刀,这才成为上海第一号“铁腕人物”。

      不,不,“棍”笔,屠刀,都是明摆着的。“华蒂社中坚”张春桥,步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的后尘,在上海秘密建立了“张氏特务纵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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