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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司令,王洪文传

发布时间:2019-11-29 11:34编辑:现代文学浏览(98)

      “造反”生涯的起点

      结识王秀珍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王洪文笑了。

    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话说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上了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到了丰台火车站又换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下午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就点燃起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林彪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有幸作为第一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六月十一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则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地回响着,回想着……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主席,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7次接见红卫兵。他站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尔后,毛泽东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百万红卫兵。检阅开始了,这位73岁的老人,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地抓着麦克风,喊道: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主任 苏福金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保卫科事件”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学习毛主席着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在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问题。

      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戴祖祥一怔。

    原来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此后,上海市委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等人在10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车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下。这天下午,请愿工人们在被困的卸货场上卧轨拦车,致使沪宁交通中断了近31个小时。这就是着名的上海“安亭事件”。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要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解劝工作;又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这件事。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张春桥到上海后,在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们进行了座谈,他了解了工人们的要求和上海工人们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情况,马上表态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张春桥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就这样,“安亭事件”顺利解决了。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张春桥回到北京后,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陶铸说: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毛泽东听张春桥说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他已经被感染了,笑着说:

      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11月22日,周恩来、李富春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200多万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稳定“后院”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狂热的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说: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你一定很累了吧?”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说罢,他又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综前所述,毛泽东已先后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多万之众。据项观琪(曾在1966年9月15日接受毛泽东接见——笔者注)在《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一文中记载: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戚本禹趁毛泽东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毛泽东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么长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说: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儿,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毛泽东说完,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还必须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且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江青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

      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炮轰工作队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12月5日,北京“联动”喊出了“打倒三司”、“油炸江青”等口号。

      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交企业如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中写道: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12月15日,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于是,“首都红卫兵第3司令部”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找到在清华大学的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为了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就叫着他们的小名问道: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原来,刘涛和弟弟刘允真是刘少奇和他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我虽然结过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说: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上海良工阀门厂 陈阿大(钳工)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12月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上海玻璃机械厂 潘国平(工人)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黄金海(车工)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是日晚,毛泽东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约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他说: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叶昌明(化验工)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 谢鹏飞(锻工)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一场“竞选”开始了。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上海八二二厂 岑麒麟(技术员)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最近时期出现的新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按照惯例是4菜一汤,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唯一破例的是每人面前又上了一小碗面条。毛泽东见饭菜上齐了,就举起酒杯,对大家说: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祝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这才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于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赤卫队”的崛起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二百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原来,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地6冲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但余凤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的力量也不弱。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引者注:即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他写道: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欲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言是否准确,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 :13937776295,QQ:2425751303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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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北京小将”鼓舞了他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更为迅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横批是“造反请进”。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深夜抢红布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十一月六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二十五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

      “买布!”

      《安亭事件真相!》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半夜来买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买红布,做袖章。”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上午十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明天来买行吗?”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十时十四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革命需要,马上就要做袖章!”

      《解放日报》事件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获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那年月,一听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的,便知道不好惹,店员只得支吾一声,打开一扇小门。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

      王洪文领着十几个哥们,闯了进去。店堂里的灯亮了。王洪文说了声:“找,找红布!”众哥们便四下翻找起来。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获秋!”

      没有红布,只找到几段红色府绸。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府绸也行——只要是红的就行。”王洪文说罢,就叫哥儿们拿走红色府绸。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布票呢?钞票呢?”店员急忙拉住王洪文。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你找曹老头儿要去!”王洪文哈哈大笑。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获秋。他马上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获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显然,一九五七年的老经验,被用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没有这样的先例。”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这时,已是十一月七日凌晨一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他的双眼射出兴奋的目光,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解放日报》是党报。”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九月四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干余人。

      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大受鼓舞。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十一月八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洋洋,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没有这样的先例。”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王“司令”忙得团团转: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九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忙着审看“宣言”、“海报”;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忙着安排做袖章,做大旗;

      ……

      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

      忙着安排大会发言;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带头批判“资及路线”

      最重要的是,忙着与上海市委谈判……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上海西区,十五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字大字。这座建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宾馆,座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他原名官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早在一九二九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一九三九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一九六五年四月,柯庆施病逝,曹获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于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十三期《红旗》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海报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谈判僵持着。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筹备组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小。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巨动路线”这一名同,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

      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曹获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两天之后——十月七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十一月八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大字报指出: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

      “赤卫队”也出动了。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十月十一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王洪文白了他一眼。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

      “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你是医生?你管得着?”王洪文霍地站了起来,双手叉腰,毫无生病的样子。

      “最后通牒”的时间——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了:“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

      上海上空彤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

      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

      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

      上午十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滑脚溜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解放日报》是党报!”

      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的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王洪文“失踪”了。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场。

      “《解放日报》是党报!”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一直到两天之后——十月十三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象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十五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象一锅粥。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王洪文赶紧叫人把大会发言名单塞到张宝林手中。张宝林来到话筒前宣布;“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台下有人带头鼓掌。很快,掌声响成一片。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高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下子,会议才算真正开始。王洪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第一个上台的,便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代表。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十月十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战友们,同志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血衣”,声嘶力竭地咒骂起来。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工人也能去?”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沪委(66)第12号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后台,王洪文马上叫人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说是“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通知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

      曹荻秋严词拒绝。他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紧接着上台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的代表。他拿着经过王洪文“审定”的发言稿,慷慨激昂: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阻力,完全来自于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一小撮人,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辩护士和卫士,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反动路线的典型缩影!……”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哪三项建议呢?

      这时,台下的“永忠队”队员们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施惠珍!”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又有人高呼;“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十九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后台,王洪文附在执行主席张宝林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

      曹荻秋(签字)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你方唱罢我登台”。当“永忠队”代表结束了长长的“控诉”之后,叶昌明上台了。他的发言角度与众不同。他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一个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揭发说,这个小组是“假典型”、“黑标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番“批判”……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会议如同马拉松赛跑,冗长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数,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只几千,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两万人,因为整个文化广场都坐满了。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来得晚,吵吵闹闹要冲进会场,几次三番引起会场的骚乱。好在王洪文这时已经有了“经验”,遇上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便叫人领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口号声如同“镇静剂”,稳住人们的情绪,使会议能够开下去。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薄暮降临,文化广场里的电灯亮起来了,这个嘈杂的成立大会总算接近尾声。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会场里响起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的声音: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能坐视不管。”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那么,“工总司”要怎么“管”呢?“宣言”讲得明明白白——夺权!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会场里回荡着充满杀气的声音;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人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那最末一句话,原本出自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经过王洪文的“活学活用”,把四十年前毛泽东用在地主身上的话,用到了上海市委、用到了曹荻秋身上去了!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

      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已经站起来的人们,又坐了下来。

      地点:北京政协礼堂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

      “我不代表市委!”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象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晚上九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1.要罢张春桥的官;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成为“永忠队”头头

      夜,十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3.炮轰上海市委。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后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格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有人质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张棋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张祺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三不”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首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

      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

      “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赤卫队是保皇队!”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斗争,日紧一日: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取缔赤卫队!”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解散赤卫队!”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

      “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

      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

      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

      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

      “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工人造反报》又载: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

      “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

      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

      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

      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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