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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科网,多民族国家应当如何整合民族认同

发布时间:2019-11-12 16:38编辑:现代文学浏览(192)

    在多民族国家,族群身份的多元性、民族组成结构的复杂性、民族与国家边界的非对称性,使得妥善处理好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难题。从过去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国际经验来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方式:第一,国家通过推动强硬的民族政策以提高某一主体民族的意识,通过鼓吹该民族的文化价值来维持民族之间关系。第二,运用分化、压制甚至消除其他弱小民族的认同感,进而达到大致单一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第三,在移民国家中通过推动公民意识,弱化民族概念来增进国家认同。总之,不管是哪种政策,客观上都背离了民族平等、多元以及人权保障的基本法理依据,对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有害无益。厘清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对于促进二者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族际政治关系的演变取决于不尽相同的主导因素和各种变量,只有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族际政治研究的宏观视野和一般性理论才可能被建构和完善起来。

    无论是民主,还是民族,都是当代政治中最复杂,也常常是最棘手的问题。两个棘手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一。再加上时间、地点等各种要素,使得这一关系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由这一问题引起的聚讼纷争,不仅引起了民主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且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族际政治民主是“多民族国家为实现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进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悲观的观点则认为,“在民主转轨进程中,一方面,民族冲突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两种解读似乎都有道理,各有千秋。那么,西式民主化进程对当代世界的族际冲突,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既相互博弈,又互为依存

    非洲;民族问题;政治问题

    一、历史与现实

    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过程,二者之间常会产生认同的博弈:民族认同以其多元的、复杂的、自成系统的文化性,侵蚀着族群的国家认同;而国家又往往以单一的认同模式倒逼着公民对各自族群认同的压制。换言之,在民族形成以后,作为一种能够与国家抗衡的社会力量,其与国家所形成的特殊二元关系,最根本的焦点还在于民族是否对国家产生认同,而这种认同的过程便预设了民族与国家存在结构性冲突的前提。

    族际政治关系的演变取决于不尽相同的主导因素和各种变量,只有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族际政治研究的宏观视野和一般性理论才可能被建构和完善起来。

    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在“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双重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表现确实差强人意。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是建立在同化少数民族基础上,甚至是充满了对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压迫,不断的压制和血腥的清洗更是层出不穷。这使得西方国家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带有“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哈贝马斯甚至认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就是消灭肉体的过程,直至种族灭绝”。米歇尔·曼恩也明确指出:“现代的种族清洗成为民主的阴暗面”。

    民族与国家尽管有此冲突,但二者之间却又互为依存。民族蕴含着国家长治久安的文化动力,并以这种文化底蕴推动着族内认同,进而推动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换——没有普遍的民族认同,就没有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只有各族群认同而没有政治社会化之下的普遍的国家认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就缺乏政治的纽带,从而文化的差异、族群的冲突就会导致国家的动乱。因此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两者并存于一体,都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公民国家认同的双元互补结构,二者的互动共同组成了公民的国家认同。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是各民族在族际互动过程中以争夺民族利益为指向,并诉诸政治权力所构建起来的政治形态,主要表现为族际政治冲突与族际政治整合两种形式。族际政治是当今世界上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形成极具特色的研究领域。

    自由民主的强大号召力、公民平等的诱人口号,再加上强有力的军事征服,使得早期西方在处理族际关系时虽然也遇到阻力,但最后还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然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来讲,民族问题并没有烟消云散,却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自由民主模式下,民族冲突,甚至是种族清洗成为现代化的核心。美国著名哲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克林顿总统的前顾问盖尔斯顿指出,在美国,“民族整体的要求和那些建立在地区、族群、宗教等基础上的亚民族身份群体的离心力之间的紧张不断增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从合作博弈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民族须为国家提供心智与心力的支持,才能推动国家走向繁荣;另一方面,民族国家通过为各族群科学分配政治资源,进而激发民族活力,使各民族能够聚合成稳定、和谐的族际共同体。但这种博弈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既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以文化建设推动政治认同,又必须强调国家认同的普遍性与纽带作用。可以说,文化认同是族群与国家认同的桥梁。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族群认同交叠在一起;在多民族国家中,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部分重叠。要通过文化这一媒介,达成国家与族群认同之间的有机统一,其最为直接的方式便是促进族际政治的整合。通过族际的整合,不仅可以抑制政治分离、保持族群间的良性政治互动,而且可以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提供稳固的文化底蕴与政治保障,进而确保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二战后独立的非洲多民族国家,其新兴政权和本土社会结构之间具有天然的“亲亲性”,使得国家权力、资源的争夺与相应的社会结构对接起来,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单位被动员起来以争取并维护“共有”资源,由此产生的族际政治成为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之一。一方面,族际冲突成为这些国家内部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些已经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如何减少冲突、提升民族国家一体化程度的族际政治整合是每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棘手。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推行民主化改革。然而,伊拉克的民主却带来了剧烈的族际冲突。其他一些国家,近期最典型的如叙利亚,也有着大量民主化带来族际冲突的案例。而且,人们发现,这些族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民主的传播有着较强的相关性,曼恩甚至直接将族际冲突和少数权利受到的侵害归结为西方民主传播的结果。常常出现的情况是,西式民主政治越发展,民族问题就越激烈。人们看到,民主化导致了大量的低强度冲突和紧张,人们并没有看到原来期待的自由民主,反而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这意味着历史仍将继续,而不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美国学者蔡爱眉甚至认为,正是市场至上的少数派“把自由市场民主变成了族群冲突灾难的引擎”。

    国家认同是核心,维护各民族利益是根本

    国内外研究角度不尽相同

    二、理论与分析

    在多民族国家中,要保证各民族和谐共处,民族与国家之间达成有机统一,则民族认同的价值位阶不能高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必须统合多民族的族群认同。以我国为例,国家认同建构的最大难题,在于民族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民族认同。一方面,国家认同深受复杂的多元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各民族认同基于来自国家政治话语的影响而变得更加复杂。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尽管借助多元一体的羁縻手段,将各个民族统合为国家政治共同体,但是却从未能成功地将其组合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便调整了民族政策,以寻求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叠内容。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民族认同是对本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赞美、肯定以及爱护,表现为民族成员对其所属民族的情感依附、心理归属甚至政治效忠。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征,民族认同会因为族际文化的多元性而千差万别,民族认同的包容度是由民族意识的强弱度与民族文化的开放度决定的。如果不能寻求民族在文化与文明中的连接点,民族就如同一盘散沙,民族意识就会分化,而民族认同就有可能与国家认同产生强烈的矛盾甚至导致流血、战争冲突。另一方面,着力于在民族认同之上构建起具有强烈责任意识、主人翁意识、政治忠诚以及爱国情怀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国家主体建构的核心,它的强弱直接关系着国家能否统一、民族内部能否和谐相处以及边疆是否安全。对于我国而言,这种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它既是国家稳定、统一的心理基础,也是消除民族分裂的根本条件,是考察国家安全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国内学界的非洲民族问题研究,从学术转换的角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关注非洲新兴国家的民族历史、民族主义、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等与时代特征相呼应的宏观性议题,多立足于“反殖、反帝”的视角;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引介,非洲国家内部结构性的民族问题被置于各种研究透镜之下,探讨的议题日趋多元化。刘鸿武的《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张宏明的《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通过政治学视野阐释了非洲政治的族裔民族主义;另有一些单篇论文,多围绕尼日利亚、卢旺达或苏丹等民族问题突出的国家,介绍和解读这些国家的族际冲突及影响。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西式的选举民主会更加依赖狭隘的民族认同。因为,对于较大的民族来讲,这更容易获胜;然而,这会激化原有的国家认同问题,导致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其固有的排外性也会引发大量的族际冲突。同时,在多民族社会,政党往往是按照族裔分野组建的,选举也有明确的族裔倾向。另外,在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化与族际冲突的这种关联由于经济问题的存在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容易走向极端,甚至会使这些冲突在短时间内激化,引发社会动荡。随着西式民主化的展开,民主竞争会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造成族际冲突,不仅直接导致民主体制的失败,而且使民主失败与族际冲突如影随形,引发人们的强烈担忧。

    要整合两种认同,必须要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尊重各个民族之间的根本利益。对于民族成员来说,应当充分尊重、培养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以及由民族感情升华而来的自强、自尊、自信等精神。充分发挥民族认同对民族发展的正面效应,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应当遵循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意识,尽可能将国家政策向相对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倾斜,尽量维护每个民族的正当利益,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扶持,尽力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

    国外学界较为重视非洲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问题,成果数量甚多,大都采用民族政治学、民族社会学等交叉视角。其专题性成果视域十分开阔,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非洲族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多向度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联系,研究领域和内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的概括性研究,如奥科乌迪巴·诺尼(Okwudiba Nnoli)的《非洲的族群政治》介绍了非洲族际政治的总体情况。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冲突的系统研究,如阿奎利·塔里莫(Aquiline Tarimo)等人合著的《族性、冲突与非洲国家的未来》基于族性的视角解读冲突的产生与发展,对非洲社会未来发展的预判有一定启示意义。族际政治的整合研究,如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的《从部落到国家:非洲国家的整合进程研究》从国家一体化的视角考察了非洲多个国家的民族问题及整合路径。国别族际政治的具体研究,如凯瑟琳·纽伯里(Catharine Newbury)的《卢旺达的政治史与族性》从政治史的角度回顾卢旺达的民族问题。非洲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研究,如戈弗雷·姆瓦齐卡基里(Godfrey Mwakikagile)的《肯尼亚与尼日利亚的族群政治》对肯尼亚与尼日利亚族际政治的特点、族裔化的政党体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

    就现象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化与族际冲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朝向民主的过程中,西式民主化会带来族际冲突;已经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族际冲突仍然存在,甚至还会激化。西方民族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公民社会的广泛存在、选举政治的普遍推行,可能会促进民主政治,但也会使族际冲突加剧;多民族国家中获胜的强势民族甚至会压迫少数民族,从而使民主蒙羞。在发展中国家,西方民主的传播带来了族际冲突的加剧,甚至形成民族分裂,并进而使民主遭受失败,民主失败与民族分裂如影随形。

    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与经验

    就理论来看,西式民主化会带来族际冲突,最终使得社会的稳定受到挑战,甚至会陷入恶性循环,即:民主化导致民族分裂,民族分裂要求威权政治,而威权政治又使民主化回潮。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民主分裂民族的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式民主化就是族际冲突的催化剂。事实上,资源动员理论、族际竞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都将民主、经济现代化、民族竞争和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西式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促进了民族竞争,增加了那些正在进行政治、经济变革的国家由内部发生极端政治暴力的可能性。

    国内学界的成果虽具借鉴和启迪价值,但表述相对零散,缺乏专题性;研究方法上跨学科意识不足,缺少田野调查的实证材料;与族际政治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未得到重视,更谈不上有效的应用和推广,尚无系统性和比较性研究。较之非洲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的复杂性,这些研究尚显单薄,亟待泛化与深化研究。

    西式民主化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政治制度处于稳定的国家不同,它可能会带来因为转型产生的社会动荡。在民主化转型之前,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族际冲突不会太严重。但是,在民主化的转型中,更多的参与限制被拆除,民族更有可能被动员起来,政治的竞技场被打开,当处于民主化转型过程的国家没有为解决这些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法时,常常会出现民族暴力的失控状态。当对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从而为利益的重新分割提供可能时,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会比平时更为激烈,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这为冲突,尤其是族际冲突提供了可能性。

    国外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主要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解释族际冲突的演变,如他们会思考为何胡图族和图西族族际紧张演化为大屠杀的事件会发生在卢旺达;为何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洲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冲突会激化和加剧等常忽略“民族”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族际政治整合研究通常向欧美国家“看齐”,推崇这些国家的族际整合模式,忽视非洲地方性知识的智慧以及更具本土化的整合方式。基于此,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的推行都可能会放大族际冲突,成为族际冲突的催化剂。在西式民主的推行过程中,民族容易成为更独立而封闭的政治行为主体,族内动员与族际封闭相结合,族际冲突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会激化。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民主制度提供了政党制度、比例代表、民主选举、协商共识等一系列制度,使得人们更容易形成对国家的认同,缓和民族矛盾,有助于化解族际冲突,成为族际冲突的解毒剂。在民主政体当中,公民社会、政党、结盟的安排、多元性和开放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族际冲突,为处于暴力冲突的民族提供了和平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把人们从战场拉回到议会。但这也仅仅是西式民主化在理论上存在的乐观的可能性之一,而当代世界中的现实,则往往以族际冲突的长期激化而告终。

    将目光更多聚焦于民族这一“文化—政治”单位,反思为何是民族而不是其他共同体成为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主要方面,以及为何非洲多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要围绕族际政治这个轴心运转等问题。因此在解读非洲国家族际政治冲突时,不仅需要分析冲突的类型、进程及特点,从宏观上考察造成冲突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如国家历史成长环境、殖民统治的影响、民主化进程等,更重点探讨民族建构、民族认同、民族动员的机制和动力,民族精英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

    三、思考与建议

    民族国家框架下族际政治的协调运行应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方可达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境界;而超越民族的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建构既需要各民族达成共识,亦取决于国家的引导能力。因此非洲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论述各国族际政治制度框架的构想与建设情况;族际整合路径的选择,既要考虑西方模式的优劣势及借鉴的可行性,也应深入不同国家社会与文化的肌理,寻求更具本土化的整合方式。

    有选择地推进多样性的民主进程,不要追求民主建设的“一个模子”。我们看到,民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有具体的文化偏好、制度设计,甚至是直接落实到政治和政策实践当中的。民主是多样的。世界文明中,既形成了西方民主,也形成了其他国家的多样化民主道路。因而,民主化的选择也应是多样的。各国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民主道路的权利,绝对不能搞民主问题上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制度霸权主义。对于西方民主,不能以偏概全,认为选举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全部。事实上,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也是丰富多彩的,在解决民族等文化问题上,西方的协商民主、协和民主可能更适合我们。这些形式的民主旨在提供协商与对话的方式,从而能够和平地解决冲突。在民主制度提供的框架中,冲突的民族会通过谈判、协商,甚至是相互学习,不断地理解和包容对方,甚至改变自己的看法,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从而缓解由于隔阂、仇恨、不解产生的冲突。

    人类群居的本质如出一辙,族际政治关系必定存在共通性。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研究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的特点、族际整合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有借鉴意义,在理论和学术上亦有比较研究的巨大空间与价值。

    加强民主化进程的可控性,不要追求民主发展的“一下子”解决方案。稳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实现民主化的可控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族际冲突,可能是民族、民主建设过程中最有效的策略。从民主化与族际冲突的关系出发,民主化的早期发生族际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更应该高度重视,步子更稳,更慎重。民主的推进,应该是有计划,有指导,可以控制的。民主化的推进有一个方式的问题,如果一味地追求“一下子”引进民主,甚至采用“休克疗法”来推进民主,族际冲突,甚至是分裂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在新加坡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李光耀一直掌控着民主化的节奏,这就有力地缓解了民主化可能带来的民族冲突。相反,伊拉克的民主,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最终使得民主化的过程中族际冲突加剧。

    完善研究的若干思路

    加强民主要素提升,不要追求民主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换言之,民主化的建设,不能全盘照搬现成的民主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包括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过程,都会存在某种民主的因素,这说明,民主并不是必须体系完整才能运行。因为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民主的一揽子体制当中的某些内容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在一个文化高度多元的社会当中,直接采取选举的方法,可能会加速社会的分裂,这个时候,加强协商与交往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非要全盘套用西式民主的体制,可能在短时间内起到相反的效果,甚至会长远地损害公民对民主的认同。再比如,民主的基本规则是“多数决定”,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当中,多数民族会形成一个“永久的多数”,这就会使民主陷入误区。这个时候,这样的民主要素就要特别慎重,甚至在某些事务上,应该采取更为谨慎的一致同意原则。

    族际政治关系的演变取决于不尽相同的主导因素和各种变量,只有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族际政治研究的宏观视野和一般性理论才可能被建构和完善起来。非洲族际政治研究,需要以民族政治学为研究指向,除了关注非洲多民族国家民族的政治生活、政治现象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等问题,同时也应引入人类学关于民族认同的“原生论”、“工具论”、“建构论”;社会学关于民族关系的“熔炉论”、“内部殖民论”、“文化多元主义”等理论,更深层次揭示族际政治的本质特征;最终尝试得出一些有关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带有共通性的认识,从理论上探索族际政治整合的合理性途径。因此,具体的研究思路以及核心的操作点可以归纳如下。

    搭建理论分析框架。非洲族际政治研究涉及多学科交叉,对于各种理论和概念的梳理与界定极为重要,首先要根据非洲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考虑理论选择的适用性问题,其次要以这些理论为导向构建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研究的合理分析框架,使研究内容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

    调查与研究的切入。深入到非洲社会内部,建立一些相关联的田野点,在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的视角考察衡量“文化适应、社会交往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建构、意识偏见、歧视、价值观” 等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在动态的框架内讨论影响族际关系的各种因素,包括制度立法、宗教信仰、语言使用、人口规模、人口迁移、居住格局、族际通婚、民族分层等。从社会化和生活化角度捕捉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运行过程中难以觉察的细节。

    整体分析与个案选择。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大都处于相似的政治场域——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族际政治冲突与整合的困境。因此既要综合考量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的进程、特点与趋势,还应挑选具有不同历史发展背景,并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进行重点分析和比较研究,由点及面,进而上升到对非洲大陆的整体思考,并作出预见性的判断,提供相应的对策。

    总而言之,研究视角上,既有宏观的综合研究,应注重微观案例的解剖,理论探讨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形成有序的逻辑链条;以冲突与整合中的“民族”作为研究聚焦点,强调主位与客位视角的辩证统一,提升研究的客观度。资料运用上,在田野调查中获取鲜活素材,更真实生动地展现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的立体图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洲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的冲突与整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作者简介

    姓名:蒋俊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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